近年談到二二八的受難者，我們總會一再提起當時不幸遇難的陳澄波。但除了陳澄波之外，其他台灣藝術家又是如何面對時代的衝擊，反而相對很少提起。趁此二二八紀念日的連假期間，略為整理台灣創作者面對二二八事件與之後的遭遇，試圖拼湊出一個更為完整的切面。
二二八事件可以說是台灣戰後史首個關鍵的重大事件，影響台灣歷史的發展至為深遠。即使是看似未處於政治核心當中的台灣藝術家，都不免捲入其中。近年談到二二八的受難者，我們總會一再提起當時不幸遇難的陳澄波。但除了陳澄波之外，其他台灣藝術家又是如何面對時代的衝擊，反而相對很少提起。趁此二二八紀念日的連假期間，略為整理台灣創作者面對二二八事件與之後的遭遇，試圖拼湊出一個更為完整的切面。
陳澄波在二二八事件中遇難，成為台灣藝術史，乃至於近代史上最沉重的一頁。當年身為議員的陳澄波等人，代表民眾前往國民黨軍隊退守的水上機場進行談判，詎料卻遭到拘禁，最終於3月25日被押運嘉義火車站前遭到處決。但不只陳澄波，許多藝術家也直接遭遇到千鈞一髮的時刻。如身為陳澄波女婿的蒲添生，生前曾接受訪問，回憶起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的情況：
那天恰好是台陽畫會開展前的開會日子，一大早外面就鑼鼓喧囂，我騎著腳踏車前往台北圓環太平通、石橋頭一帶，也就是現在延平北路與忠孝西路的交叉口，忽然被一個持槍械的士兵喝住，原本可能打算開槍射殺，後來我將腳踏車送給他，才倖免一死，否則現在也是二二八亡魂了。
為了營救岳父陳澄波，蒲添生原本請託陳儀乾兒子蔡繼生出面說情，然而營救不及，最終只收到陳澄波遭到槍斃的噩耗。當時士兵持槍在街上掃射，入夜後尤其嚴重，住在大正街三條通的蒲添生，唯恐遭到流彈殃及，睡覺時用榻榻米將房間四周圍起來，膽戰心驚度過那段日子。（註1）
因陳澄波遭受到牽連的，還有他的學生詹浮雲。詹浮雲原名詹德發，戰後初期曾受教於陳澄波與林玉山門下，時常前往林玉山所主持的「書畫自勵會」及「春萌畫會」學習水墨與膠彩技法。陳澄波遭到槍殺後，他前往靈堂祭拜，卻因此遭到軍隊以「疑是叛亂份子」逮捕，被羈押在嘉義戍衛司令部。親人到處奔走請託，才得以放出。但放出不久，他便驚聞當時與他同囚室的人都遭處決，軍方甚且到他家搜捕。他因此避走高雄，並改名「浮雲」，意喻自己宛如浮雲飄落高雄，亦有「跑路」之意。
詹浮雲雖然躲至高雄，但後來仍以創作為生，1949年開設「浮雲畫室」為人畫像，兼營攝影器材生意。1951年起開始參與台陽美展、南部美術展覽會、全省美展等，陸續累積成績，後更成立「浮雲美術補習班」開班授課。唯詹浮雲害怕暴露曾遭到抓捕的經歷，沒有向政府立案，僅為私下教授。直到2003年，政府才頒給「恢復名譽證書」予詹浮雲，稍微彌補當年遭到抓捕、險些喪命的創傷。（註2）
另一位同是嘉義出生的歐陽文，也親身經歷了二二八事件，甚而成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。歐陽文出身書香門第，從小便喜歡畫圖與攝影，曾隨陳丁奇學習書法，參加過日本泰東書道院第八回展覽會。後來歐陽文赴日就讀早稻田第二高等學院，成為西川滿的學弟，回台後在嘉義玉川青年學校（今嘉義市崇文國小）任教。
歐陽文的姑丈因與陳澄波為同學，據稱曾因此關係受教於陳澄波，早年作品也可看出帶有陳澄波風格的影子。戰後初期，歐陽文與多數台灣人一樣，其實是非常期待國民政府的到來。他回憶道：
日本投降之後，嘉義開始組織起歡迎國民政府的籌備會，因為陳澄波老師是裡面的委員，所以就叫我去參加。大家聚集在嘉義公會堂準備要歡迎國軍，…老師也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，叫我也要參加。…大家都很高興。日本戰敗了，祖國要來了。…當學生的我剛從日本回來，哪知道中國是什麼樣子？老師說好，那我就跟著認為是很好。蔣介石是民族救星，我也深信不疑。（註3）
然而，軍隊敗壞的軍紀與接收官員的惡行惡狀，很快讓歐陽文最初的印象破滅。他提到當時崇文國小常常有課桌椅消失的情況，才發現暫居校舍內的士兵擅自將桌椅拿走當柴燒。由國民黨派來的教育局科長，也三番兩次到學校要求校長以酒菜款待。歐陽文為此與他們大打出手，或許因而種下禍根。
二二八事件發生後，他參加了教員組織於公會堂維持治安，後聽聞陳澄波處決，逃離嘉義避風頭。歐陽文於1948年至台南市永福小學任教，並因此認識顏水龍、郭柏川、沈哲哉、張炳堂等人。然而他在1950年遭到軍方逮捕，成為白色恐怖時期第一批被關押在綠島的政治犯，一關便是12年的時間。由於他是島上唯一懂得攝影的人，所以成為蔣經國來綠島視察時的「隨團攝影師」，亦趁此之便，偷偷拍攝許多綠島的自然與人文景色。但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經歷，使他懼於提起畫筆，直到1990年代以後，才重新創作，畫出他對那段時間的苦痛感受。
與陳澄波往來甚密的楊三郎，在戰爭末期疏散至淡水，二二八事件發生後，也差點被軍警逮捕而喪命。根據楊三郎之子楊星朗回憶，軍人跑到他們淡水的家中抓走楊三郎，楊三郎妻子許玉燕堅持要跟著丈夫前去。軍車走到北投警察局一帶爆胎，在軍人去找修胎工人的空隙，適巧被當時的警局局長看到，要楊三郎趁機逃走。後來軍方又大規模在淡水搜捕，楊三郎接到當時淡水鎮長杜麗芳的消息，連夜離開。軍方搜捕楊三郎家時，許玉燕為轉移注意力，只好把當時相當珍貴的水蜜桃罐頭請搜捕的軍人吃，不讓他們繼續騷擾，這些過往讓楊三郎一家飽受驚嚇。楊星朗提到，楊三郎曾在全省美展發表過一張名為「失望」的作品，但隨著政治局勢愈來愈緊張，楊三郎遂把那張畫作割裂，重新繪製成其他作品。作品雖已不存，但仍可以知道當時楊三郎的憤懣之情，以及在國民黨統治下為了避禍的無奈。
日前才甫結束的「手完成的話─時局下的李石樵人物畫」，則是以李石樵的經歷與創作，開展出台灣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到白色恐怖期間，透過畫作所展現出的心路歷程。李石樵於1944年在台陽展出品的《合唱》（歌ふ子供達），描繪一群小孩聚在防空洞前，中間一位小孩背著嬰兒，身著軍伕服裝，手中拿著紙張，似乎正在引領著其他小孩一起唱歌。此畫畫於日本戰事轉趨劣勢，台灣也開始深受影響的時間，這件作品顯然受到日本戰爭末期「聖戰美術」的要求，需要繪製與戰爭相關、能激勵人心的內容。李石樵曾在一場座談畫上提到：
…此時局下的台灣，已經有各式各樣的展覽會上出現直接描寫軍隊，或是根據照片而創作作品，但我總覺得那樣的事，無法接受。最後，我所看到現實風景的一面，社會的一面，如何與小孩們結合來描寫呢？到最後，由於時局是那樣逼迫緊張，我們一定要保持喜悅與希望，一直到最後關頭，也必須要保持這樣的心情，因此最後發展成防空洞前唱歌的小孩。（註4）
戰後台灣百廢待興，然而在藝術家的積極爭取下，台灣因戰爭影響而停辦的美展，以「全省美展」之名重新舉辦。此時的李石樵試圖呼應的新的政治局勢，希望在創作中帶入更多對現實的觀察與關懷。就像他在《新新》雜誌所舉辦的講座中所提到：
只有畫家本人可以了解，但他人無法了解的美術，乃是脫離民眾。這種美術不配稱為民主主義文化。若今後的政治屬於民眾時，美術和文化亦應屬於民眾。所以，此後的繪畫取材須循著這麼方向來考慮。（註5）
李石樵參與第一屆全省美展所出品的《市場口》，可說是他關懷現實，試圖反映社會現狀的重要作品。畫面中描寫著台灣菜市場的繁忙景色，但在眾多人像當中，正中央身穿白色小花旗袍、眼戴墨鏡的年輕女性特別顯眼，隨著視線游移，很快就可以看到女子旁邊兜售香菸的小孩，以及畫面右前方蹲踞一側的男子。李石樵刻意畫出他們衣衫襤褸、泛黃破洞的細節，與中央衣著入時的女子恰成對比。
後來，李石樵又陸續創作了《田園樂》與《建設》。就畫題與內容上，這些作品似乎與二二八事件沒有直接關聯，但從作品中一些細節當中，似乎可以感受到畫家對於當時政權與社會現狀的控訴。比如《田園樂》中，李石樵以家人為模特兒，畫出農村的情景。黃色一片的背景，暗示著秋收的季節，但前景人物毫無笑容，與畫題格格不入。《建設》也有著類似的狀態，雖然畫面的背景是一座明顯的工地，前景的工人正搬運建材、敲打著石塊，中央穿著白色襯衫的人像是運籌帷幄，掌握著畫面中的局面。但鄰近中央白色襯衫的人的左手邊，卻是一位衣衫襤褸，賣菸的小販，後面甚至還畫了一位賣菸的婦女，坐在已然成為廢墟的門口旁。讓人容易聯想到因查緝私菸而引發二二八事件的過往。
除了上述的例子，戰後來台的黃榮燦，以木刻版畫方式創作的《恐怖的檢查》，成為二二八事件圖像最著名的作品。畫面中前景是軍人射殺民眾，四周散落一地的香菸回應最初引發抗爭的私菸查緝事件。背景則是一輛軍用卡車，載運著全副武裝的軍人，影射國民黨派遣軍隊鎮壓的情況。黃榮燦曾短暫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藝術系，但1952年涉入吳乃光事件處以死刑，遂使黃榮燦也成為長年無法言說的禁忌，直到1990年代才重新為人所認識。
雖然直接描寫二二八事件的作品目前僅知《恐怖的檢查》，然而二二八事件對台灣藝壇所帶來的影響，卻是十分深遠。如謝里法認為：「今天如果有人想尋找那些美術作品反映『二二八』，我就告訴他，1947年之後40多年間掛在全省美展和台陽展牆上的靜物畫、風景畫和裸女畫等，與『二二八』絕對是脫不了關聯，正因為台灣有了『二二八』，所以台灣美術才只剩下這些題材的作品。沒有『二二八』，台灣美術絕不會是今天這樣的。」（註6）二二八事件以至於後面長達38年的戒嚴，使藝術家害怕透過畫筆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法，甚至唯恐因「畫」獲罪，才有林玉山的《獻馬圖》與蔡雲巖的《我的日子》等作品，把當中的日本國旗改為中華民國國旗與黨徽。在「手完成的話─時局下的李石樵人物畫」展覽中，特意把李石樵應吳火獅請託繪製的蔣介石像與另一幅《大將軍》擺在一起，可以感受到畫家在當時憤懣卻又無法公諸於世的無奈。
雖然二二八事件看似已經遠離，和平紀念日成為台灣諸多國定假期中的一天，但我們仍不能夠忽視這一巨變為台灣社會帶來的深刻轉變。或如謝里法所言：「歷史的悲慘事件不可能以不談來癒合它的傷口，而是要以它作為一面鏡子，去洞察台灣這個島上的生命共同體的發展，該走的是什麼樣的道路。……我們才能為『二二八』找出正面的意義，這才是我們做為台灣這個國家的主人所應該做的。」（註7）
註1 王月華，〈走過二二八那段驚嚇的歲月─蒲添生是台灣政治人物塑像的先驅〉，《典藏藝術雜誌》第31期，1995年4月。
註2 蔡潔尹，〈現實境外的造夢者：觀詹浮雲畫作〉，《人生若夢：詹浮雲藝術研究展》，高雄市立美術館，2012。
註3 蘇振明、蔣茉春、林昌華，《人權與藝術鬥士─歐陽文生命故事》，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，2015，頁33。
註4 楊佐三郎等，〈臺陽展為中心談戰爭與美術（座談）〉，收錄於顏娟英等譯著，《風景心境：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》，雄獅美術，2001。
註5 〈談台灣文化前途〉，《新新》第7期，1946年10月17日，譯文轉錄自王德育，〈高彩度的追逐者─李石樵〉，《台灣美術全集8 李石樵》，1993，頁25。
註6 謝里法，〈論二二八在台灣美術史上的地位〉，《探索台灣美術的歷史視野》，台北市立美術館，1997，頁115-116。
註7 謝里法，同上註，頁123-124。
